去美元化趋势下美元贬值或成美国经济结构性转折点

近年来，“去美元化”议题持续升温，部分观点将外国投资者减持美国国债视为美元霸权衰落的信号，甚至预言美元崩溃。然而，从国际收支平衡与特里芬困境视角看，这一趋势或正为美国经济带来数十年来最积极的结构性转型契机。 截至2025年10月，美国财政部TIC数据显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约为9.24万亿美元，较历史峰值有所回落。其中，私人投资者多通过离岸中心如开曼群岛持有，而官方机构在部分月份出现净卖出。例如2025年10月，整体外国净收购长期证券等资产流出37.3亿美元，官方机构贡献显著。外资持债占比从2012年高点34%降至当前约25%-30%，反映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趋于理性。 H2 美元高估与贸易失衡的根源：特里芬困境的现实映射 美国长期运行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是核心驱动。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收窄至2513亿美元，年化规模约1万亿美元，主要由货物贸易赤字主导，服务贸易保持顺差。根据国际收支会计恒等式，该赤字需由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抵消，意味着美国每年须吸引等量外国资本流入，主要形式包括购买美债、股票及企业债等美元资产。 H3 美元指数与实际购买力：被低估的真相 美元指数（DXY）仅反映其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并未体现对实物资产如黄金的购买力变化。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对黄金已大幅贬值，金价相对飙升。尽管DXY曾在2023年升至约105，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评估显示，截至2025年初，美元仍严重高估，幅度达10%-20%，远超1985年广场协议前水平。 H4 全球储备货币“诅咒”：财政赤字与财富不平等的深层关联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导致外国央行与投资者对美元资产存在“非弹性需求”。他们不愿持有无息现金，而是偏好国债等利息资产，迫使美国持续发行债务以满足需求，形成“全球储备货币诅咒”。这正是特里芬困境的核心——一国货币若承担全球流动性供给职能，必须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资金，但长期失衡会削弱本国信心并引发结构性问题。 H5 失衡代价：制造业空心化与贫富分化加剧 美元高估抑制出口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外迁。自1982年起，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产业转移至低成本国家，尤其中国因货币在PPP基础上严重低估，使其出口更具价格优势。这一过程导致中产阶级就业岗位流失，1950-1970年代制造业繁荣不再重现。同时，外国资本大量流入金融资产，推高股市与债市泡沫。标普500指数占GDP比重自1980年代起显著上升，政府债务/GDP从35%攀升至119%。外国净购入美股达数万亿美元，主要收益集中于顶层1%人群，加剧财富不均。 全球化与移民增加进一步扩大劳动力供给，压制工资增长。尽管名义GDP年均增长2%-4%，但平均时薪增速滞后，形成典型的“K型经济”格局：金融资产与顶级财富快速膨胀，普通劳动者被边缘化。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为GDP的-95%，创历史纪录，意味着外部依赖度极高，一旦资本外流，可能引发收益率上升压力，迫使政策让步。 H6 去美元化：从危机到转机的结构性修复机会 若外国减持美债导致资本账户逆差或顺差缩小，将逐步平衡经常账户，促使美元贬值至更接近购买力平价的公平价值。这并非美元“死亡”，而是估值回归。历史上，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指数（DXY）贬值46%，美国出口竞争力恢复，制造业实现部分复兴。若未来出现类似“马阿拉歌协议”的协调机制，DXY或可进一步下行至50-70区间。 美元适度贬值带来多重利好：出口更具竞争力，贸易赤字缩小，制造业回流，创造中产岗位；产业重振有望带动工资增长，缓解贫富差距。同时，减少对外部资本依赖，提升国家安全——当前90%国防部件依赖对手国供应链，稀土、半导体、药品等关键领域亦面临类似风险。去美元化虽短期可能推高收益率，但长期有助于避免过度金融化陷阱，推动可持续增长。 H7 调整路径：渐进而非剧变，政策选择决定成败 这一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短期内，外国抛售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如2025年某些月份收益率上行。但从结构性角度看，这可能是美国摆脱储备货币诅咒、重归实体经济主导的关键转折点。BRICS国家推动本币结算、央行增持黄金等趋势正在加速这一进程，但美元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 关键在于美国能否顺势而为，推动再工业化战略，如实施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强化供应链自主。若政策得当，此次“炸弹”或将成为发展机遇。主流经济学家如IMF认可美元高估问题，主张渐进调整；标准渣打等机构也指出，去美元化“真实但缓慢”，不会迅速颠覆现有体系。 综上所述，外国减持美债并非经济末日，反而可能是纠正长期结构性失衡的必要矫正。美元适度贬值不是衰退信号，而是迈向更加健康、均衡经济形态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