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批评者转向区块链：5个著名的加密货币大反转

曾经将主流金融界大部分立场定性为“加密怀疑论”的辩论，已悄然发生转变——至少对其中一些最知名的怀疑论者而言是如此。少数几位曾将数字资产斥为非法或具有破坏性的知名人物，如今要么支持与加密相关的产品，要么投资于代币化项目，要么从公开敌视转向选择性接触。

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转变叙事，其模式更像是一种分化：一部分人重新审视这项技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利用其底层获利的同时，继续攻击这类资产。结果是：加密的可信度不仅通过信徒在传播，也通过那些调整自身策略、地位稳固的怀疑论者在扩散。

关键要点

• 多位高层管理者已从谴责比特币，转向将其视为受监管投资渠道内的合适标的，从而推动了机构准入。• 一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声音，其对比特币的公开立场并未改变，但同时在构建或销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基础设施。• 代币化似乎是共同主线：即便是批评者，也常倾向于受监管的、有资产支撑的数字形式，而非“无支撑”的加密资产。• 投机性参与——无论是通过产品、营销还是政治定位——对知名人士而言已变得愈发有利可图。

拉里·芬克的转向：从洗钱指控到代币化金融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常被引述为怀疑论者转向拥抱加密主流角色的最清晰例证。2017年，芬克将比特币描述为“洗钱指数”，反映了早期金融界普遍批评数字资产受投机和非法活动主导的观点。十年后，其论调明显不同。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了这种重估，但到2020年，芬克开始承认比特币的潜力。到2023年，他已积极为贝莱德的加密布局辩护。如今，贝莱德通过现货交易所交易产品，成为比特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入场渠道之一——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它将比特币敞口置于许多传统投资者已经理解的框架之内。

在后来与贝莱德投资者关系相关的沟通中，芬克也更直接地讨论了代币化，将其描述为一种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努力。关键转变并非仅仅是接受比特币作为投资品，而是主张数字资产底层技术可以以更具机构化的方式整合到传统金融之中。

杰米·戴蒙的策略：批评比特币，投资其底层

与芬克的逐渐接受不同，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展现了一种更具条件性的立场。戴蒙曾多次以强烈措辞批评比特币——包括将其描述为“欺诈”，并警告其会崩盘。他还利用包括国会听证会在内的公开平台，重申其反对立场。

然而，摩根大通的实际行动暗示了一种重要的不对称性：该银行可能不喜欢作为资产的比特币，但仍希望掌控——若非从中获利——支撑代币化金融的基础设施。该银行已建立其Onyx部门，推出JPM Coin，并尝试将银行基础设施与加密钱包连接。它还开发了旨在更高效转移现金和证券的代币化抵押平台。

对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而言，这一区别至关重要。银行越是将基于区块链的工作流程视为值得整合的工具，整个生态系统的“管道”就越趋近机构级别——无论像戴蒙这样的高管是否认可比特币的合法性。

彼得·希夫的坚持：黄金优先，但代币化同样可行

彼得·希夫基本上一直坚持对比特币市场结构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批评，其怀疑态度在行情上涨时似乎更为强烈。然而，希夫的商业决策表明，即使是加密批评者，在代币化与熟悉的储值方式相契合时，也能接受它。

据文章报道，希夫于2025年12月推出了T-Gold.com，这是一个代币化黄金平台，通过区块链记录的代币代表实物金条。该模式允许用户购买存放在独立金库中的实物黄金和白银，并获得与特定数量挂钩的数字代币，所有权记录在区块链上。

希夫将此描述为一种延续而非背叛，其潜在信息很直接：保留技术架构，替换底层资产。希夫的行动凸显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代币化可以更少地被包装成“加密”，而更多地被定位为具有悠久货币历史资产的转移和托管层。

努里尔·鲁比尼的“技术美元”：对无支撑资产的怀疑

被加密圈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通常不被认为会向数字资产靠拢。在早先的评论中，他曾将许多加密货币描述为“无用”，警告“加密末日”，并强调治理失败和对投资者的伤害。

然而，据来源材料本周报道，他与Atlas Capital合著了一份白皮书，并宣布了USAFi，这是一种代币化工具，被宣传为受监管的无许可证券，旨在反映他所谓的“技术美元”。鲁比尼称此举并非立场反转。他向Cointelegraph表示，他仍然对缺乏基本面支撑、价值主要依赖投机的无支撑加密资产持怀疑态度。

在他看来，改变的是设计目标：通过受监管、有资产支撑的数字工具来现代化金融体系。这一立场对市场观察者而言具有启示意义。即使是著名的批评者，也正将焦点从“比特币对抗一切”转向关于支撑、治理和投资者保护的问题——而这正是监管机构和机构利益相关者一直强调的领域。

唐纳德·特朗普的策略：政治杠杆与盈利——无需技术精确性

唐纳德·特朗普与加密的关系最好被描述为实用主义而非技术性驱动。文章指出，他此前曾称比特币“看起来像骗局”，并警告其可能影响美元主导地位，但后来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加密总统”。

特朗普还与非同质化代币发行有关联，并推出了Meme币，包括与其家族相关的代币。来源进一步声称，自2024年以来，他已通过各种加密活动获利超过23亿美元，并援引路透社为这一数字的来源。

在这种方式下，理解技术机制似乎不如解读政治动机重要。文章认为，加密已发展成为一个投票集团，捐赠者也变得更具策略性——因此重要的是关于自由、创新和反对过度干预的表述。对更广泛的市场而言，其含义是：即使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技术理解次于采用和资本形成，加密的影响力仍可通过政治领域扩张。

实际改变的是什么：信念、激励，还是两者兼有？

在这些案例中，共同主线并非简单的“转变”故事。而是一种由激励措施以及与现有商业模式契合度所塑造的选择性参与模式。

对于像芬克这样的高管，转变被描述为对加密和代币化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视为现有金融使命的延伸——这一过程受到需求推动，以及在巨大机构平台内获取新收入流前景的吸引。对于像戴蒙这样持怀疑态度的银行界人士，公开批评可能依然存在，但银行的产品策略正倾向于采用那些能够改善机构价值转移方式的区块链系统。

对于像希夫和鲁比尼这样的批评者，其方向是转向类似传统储值品或受监管证券的有资产支撑或代币化表现形式。而对于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信号则是加密可以成为更广泛联盟战略的一部分——其参与由关注度、选民群体和财务收益驱动。

这些发展究竟代表了真正的思想演进，还是逐利的本能，尚难证实。但对市场参与者而言，实际结论是明确的：加密怀疑论已不再是构建加密相关产品的障碍。相反，它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导至关于结构——支撑、合规、托管和治理——的辩论之中。

随着更多机构和知名人士调整其策略，读者需要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代币化将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类似传统金融的受监管产品中——以及当这些产品变得更加主流时，剩余的那些怀疑论者中谁又会调整自己的立场。